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

香港律师何君尧：手持1号证抵“达”广州 开启新年执业******

　　(情满大湾区)香港律师何君尧：手持1号证抵“达”广州 开启新年执业

　　中新网广州1月9日电 题：香港“大状”何君尧：手持“1号证”广州开启新年执业

　　中新网记者 方伟彬

　　2023年伊始，有30多年律师从业经验的香港“大状”(粤语，指律师)何君尧现身广州，在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，开启了新一年的内地执业。

　　“我一年的时间里会四次到内地上班。”何君尧告诉中新网记者，自去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准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的港澳律师以来，这是他第二次到内地上班。

　　在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29层，何君尧的办公室收拾得简洁明了，办公桌上一块“大湾区法律事务首席顾问”的牌子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醒目。去年7月，广东省司法厅为何君尧颁发了编号为“No.90000001”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，截至目前，他在内地执业的半年时间里，已代理了4宗案件。

　　谈及半年来内地执业的感受，何君尧多次谈到了“先行先试”四字。一方面，这是他对内地司法不断进步的赞赏，另一方面，是对港澳青年律师的勉励。

　　“广东省司法的体系很先进，从善而流，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，在保证个人身体健康，生命财产安全之余，通过视频开庭非常好。”何君尧对内地灵活的办案方式十分赞赏，他在内地代理的第一宗案件，就感受到网上开庭的便捷高效。

　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“一国两制三法域”的特点。何君尧说：“广东省高院曾邀请我和给他们的法官讲课，谈谈香港判例等经验。”内地司法体系“先行先试”的魄力、对香港判例制度的借鉴让他印象深刻。

　　早在2004年，何君尧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，但当时香港律师没有内地执业资格，无法进一步服务客户。据他介绍，过去，港澳律师想要获得内地执业资格，必须通过内地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。

　　何君尧回想起三次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经历时笑称，和几十万年轻有为内地青年参加司法考试，从头自学内地法律知识，对香港律师来说有难度。他认为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面向港澳有五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，考试内容也相应调整，是一种先行先试的好办法。

　　据广东省司法厅9日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底，广东共设立了16家粤港(澳)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，派驻和受聘90名香港律师和澳门律师；205名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后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。

　　自1988年，在香港开办律所至今，何君尧曾担任过香港律师会会长，不断推进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人才的交流。“我曾带领香港的同业到内地交流，跑遍了内地20多个省市自治区。”

　　“早年交流的种子，现在开花结果了。”何君尧满面笑容。如今，港澳律师可以在内地执业，他更是信心十足。

　　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邓传远和何君尧有相同的看法。他认为，相关举措对大湾区融合具有很大意义。邓传远表示，港澳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，扩大了他们业务地域。同时，也加强了与内地律师的交流，有利于共同服务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。

　　何君尧已61岁，但仍干劲十足。何君尧说：“我昨天早上在广州萝岗考察，中午在广州番禺见客人谈案件，下午6时回天河吃完饭，晚上9时，回到酒店再会见另外一批客人。”记者采访当日，他还参加了“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指引”研讨会，与港澳青年律师分享执业心得，并鼓励港澳青年律师到内地执业。

　　采访结束时，何君尧在办公桌上写下：“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，事虽难，做则必成，勇往前进，毫无疑虑”。(完)